当前民营企业和市场预期为什么不稳？到底真正在想什么？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是否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疑虑等等，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同样需要认真关注。

姚洋提到，十年前世界五百强，中国只有35家，现在我们有120家，美国126家，发展已经非常迅猛了。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姚洋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形容改革开放，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

北大国发院志在用学术改变中国 1994年，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回国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此后越来越多经济学者加入，这个机构日益扩大，2008年改名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改革一定要渐进，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姚洋说。开完会后，风气就转了，这对周小川整顿股市起了非常大的支持作用。从10%以上经济增速再到6%、7%左右的经济增速，未来中低增速增长或将成为常态，市场上开始担忧未来的中国经济。我们在考虑能否形成一个学校智库联盟，然后代表亚洲去世界性会议平台发声。

谈及未来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姚洋认为，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相关改革必须要加快。只有比较少的是外力推动，比方加入世贸组织。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

但为什么央行的总量政策效率老不高？过去说央企、大型国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容易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民营企业、小企业不易得到，央企把得到的贷款又放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赚钱。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另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缩小。什么叫小宏观？就是要讲内部的组织架构，讲人的激励与管理，讲财务与投资，讲产品与技术，讲市场与营销，有时候还要讲与政治的关系，讲与主管部门和官员的关系。

假如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就死掉了。4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包括庞大的这支民工队伍的技能，再加上潜在的制度改革红利，这三项因素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

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改革开放。15000亿的资产、4000多万人群，已爆雷的不算，还有1500个机构怎么整治？货币总量的松政策怎么和释放部分风险，守住底线的要求相结合，要做到对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应该出台怎么样的具体政策？ 4、中央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

现在，全国有很多智库，各个高校也有智库，都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但是我感觉也有必要在社会上宣传一下我的观点，也许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赞同，就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间是有差异的。

政策操作、执行力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六稳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在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时说，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看，不成问题，这是从纯经济逻辑分析。

（夏斌在2019年1月12日复旦泛海第二届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进入 夏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

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三、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 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今天在场有很多是金融在职硕士、企业家、投资者，不纯粹是本科硕士全职学生，所以讲点这个内容，也许是有意义的。

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

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当然讲的过程中间会涉及和表露自己对当前一些经济问题的观点。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经济工作本身。

我认为说得对，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所谓更加复杂指什么？中国经济原来本身就有短期的、长期的问题，周期的、结构的问题，错综复杂在一起，现在加上中美摩擦，加上2019年全球经济减速因素，以及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矛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何时又要爆发局部战争等等，使得形势更加难判断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很可能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

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问题是，六稳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我曾说，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

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

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

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哪个庙的，来自何方，你想搞政策研究，最后就是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点子。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